记　忆

爷爷故去已经多年，但他的音容相貌还深刻在我的脑海中，他的故事激励我在人生的道路上勇敢前行。

我的爷爷江振武，1911年出生于光山县曾湾乡，自幼家贫，十几岁做学徒，先后被军阀和国民党抓去当兵，尝尽人间苦难。1931在党的感召下，爷爷积极配合党的地下工作者参加了沔阳起义，在湘鄂西革命根据地参加了贺龙、段德昌领导的红二军团，踏上了革命的道路，找到了人生的灯塔，逐渐树立了共产主义思想，并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后来，爷爷成为红三军九师二十七团三营十一连任连长兼杨嘉瑞同志警卫员，在战火中和杨嘉瑞同志结下深厚友谊。1932年5月，跟随杨嘉瑞同志（时任红三军二十七团团长）在湖北天门对敌作战中，为掩护战友，爷爷不幸身负重伤，因伤势过重，加之缺医少药，伤口发炎不得已用木工锯截去左臂，以保性命。不久，由于苏区第四次反“围剿”失败，红军主力撤离根据地，杨嘉瑞同志北上寻找队伍，二人从此失去了联系。

爷爷被迫离开湘鄂西革命根据地后，带着伤痛，辗转来到鄂豫皖革命根据投奔红军，当时中国革命进入最艰苦卓绝时期，反动派对共产党员，红军战士和广大群众进行残酷镇压，活埋、砍头和沉塘等等无所不用其极，各种酷刑更是不在话下，叛变投敌，抛弃革命信仰者层出不穷。白色恐怖笼罩大地，革命者的鲜血染红了长江南北。爷爷也是数次虎口脱险，这一切没有能动摇爷爷对党的坚定的信念，拖着残臂，边乞讨边躲避国民党抓捕，历经艰险到了上海，寻找党组织。由于伤饿晕倒路边，幸亏这时上海地下党组织帮助，让爷爷假扮国民党伤兵住了进医院，救了他的性命。

抗战时期，国家民族危亡之际，爷爷亦是颠沛流离，先后到福建、江西等地寻找新四军，甚至去过香港，只有一个目的，寻找党组织，寻找自己的队伍。1946年抗战胜利后，国共谈判期间，当听说我党在南京设立办事处时，爷爷只身前往，周总理和董必武同志的接见了他，爷爷说，当时真有在外流浪的孩子找到亲人的感觉。爷爷声泪俱下，强烈要求回归革命队伍。由于当时条件限制没能如愿，两位领袖把自己节省的伙食费，赠给了爷爷，这更坚定了爷爷跟党走的决心。

解放战争时期，爷爷带着尚且年幼的父亲，从长沙回到了武汉，在哪里他主动找到了党组织，积极参加新中国建设，抓捕了不少国民党潜伏特务和反动破坏分子。

新中国成立之初，百废待兴，为了能更好的参加国家建设，经钱英同志介绍（时任华中局组织部第一副部长），爷爷在不惑之年参加了在华中师范大学办的工农速成中学，因学习无法工作没了收入，父亲年幼也无暇照顾，只好暂时把父亲被送进了孤儿院暂养。当时新中国，百废待兴，朝鲜战争爆发，三反五反千头万绪，国内外形势错综复杂，爷爷也面临审查，一次看报纸时，偶然发现了杨嘉瑞同志在陕西任职的消息，马上给杨嘉瑞同志取得了书信联系，杨嘉瑞同志随即以陕西军区党委的名义给中南军政委员会公函形式证明我爷爷是红军作战伤残人员，1949年中南军政委员会批准为革命伤残军人，享受一等甲级待遇。安排在武汉众乐团工作。在外流浪二十余年终于回到了“家”。

学习班毕业后，爷爷萌发写回忆录的想法，希望把自己的经历记录下来，在杨嘉瑞同志知道后很高兴，并鼓励爷爷要争取党的支持，依靠党，才能把这件事完成。从那时起，爷爷无论春夏秋冬都坚持写作，不仅如此，还频繁去北京寻求帮助，中国军事科学院，近代史研究院，连爷爷自己都不知道去了多少次了，我曾和爷爷一起进京见贺晓明同志（贺帅女儿），感觉他老人家都成哪里的熟客了，爷爷的经历让中共中央党校校长杨献真同志为之落泪。

一个独臂老人，一身半旧灰色中山装，一根磨光的拐棍，斜跨人造革皮包，年过古稀在站台上疾步如飞，好似当年冲锋陷阵。这画面仍旧历历在目。是什么支撑着爷爷和他的同志们，是当年牺牲战友的嘱托，是对党忠诚信仰，是对党的无限信赖，是对共产主义的坚定信念。宝剑锋从磨砺出，梅花香自苦寒来，危难之时见精神，我党无数优秀儿女用生命、鲜血和行动践行了初心使命，爷爷用一生的追求在教育我、激励我爱党、爱国，为党的事业奉献、牺牲一切。